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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可:丝路上的火神、风神和爱神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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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丝绸之路的形成,并非像司马迁所说,始于张骞“凿空西域”,而是比它至少要早1300年以上。埃及古城底比斯的法老木乃伊身上,一块来自中国的丝绸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,它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。毫无疑问,这是迄今为止早期丝绸之路存在的唯一证据。而基于这种远程贸易通道的存在,中国很早就已介入早期文明的全球化进程,并成为它的重要成员。华夏民族不是闭关自守的井蛙,而是善于编织贸易网络的工匠。



        另一方面,丝绸之路作为一种贸易通路,其基本目标就是卖出和买入的双向盈利。我之所以反对“丝绸之路”的命名,而试图将其改为“丝玉之路”或“玉帛之路”,就是它极易产生一种可笑的误解——这是一条仅仅输出中国货的单向贸易通道。这种叙事完全符合旧帝国长期营造的政治幻象。借助官方历史教科书,此类幻象至今还在控制许多中国人的心智。


        然而,已经可以被确认的是,除了输出丝绸、茶叶、酱菜和手杖,中国人也从“西方”输入移民、香料、矿料、马匹、羊毛、农作物种子、象牙、贝币、工艺技术、思想、宗教和神话。但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定势,很少有人会对这份“输入清单”做出必要的反应。我的研究已经表明,在中国神系中,存在着一些典型的异乡神祇,包括开辟神盘古、医药神西王母、财神陆吾,以及本文所讲述的火神、风神和春神(爱神)等等。他们是丝路上最高贵的“舶来品”,在融入华夏文化圈之后,成为中国人忠实的生命守护者,并对本土神系的丰富性做出重大贡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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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   火神祝融与波斯先哲苏鲁支
 

“祝融”的波斯画像

        “火神”祝融的事迹,散见于山海经、左传、国语、史记和吕氏春秋等秦汉文献。但大多互相矛盾,无法加以确证。例如祝融的身世,山海经就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:一是说他属于黄帝家族,是黄帝的第四重孙,而另一说法则称他是炎帝的第三重孙。不过,要是把炎帝视为中国史上最古老的火神,那么祝融出自他的门下,倒也顺理成章。

       祝融的生平事迹,除了发明集市贸易,恐怕就是战争了。古籍说他曾奉上帝之命,跟地神共工有过一场大战,还在羽山杀死了窃取息壤的地神鲧。商入侵夏的时候,上帝还派他烧掉夏都城墙的一角,不过这种区区小事,恐怕根本用不着祝融本尊动手。有人曾经将他列入“三皇”,但后来又被莫名奇妙地拿掉了。他在中国神系里的公共形象,始终游移不定。

        对祝融作进一步探究,还会引发更令人尴尬的问题。在甲骨文和金文里,根本就没有“融”字,显示“祝融”作为一个神名,不过是小篆时代的产物,最早出现于战国年间。但据《路史·前纪》称,祝融氏又叫“祝龢”,这个“龢”【gool】字,倒是在甲骨文时代有所出现,并在金文里大量涌出。

       由此可以推断,“祝龢”应该才是祝融的本名,而这是典型的本地祭司的名称。“祝”的甲骨文,是一人下跪向神坛祈祷之象形。细观“龢”字的甲骨文,左侧为屋顶和栅栏,代表居所,右边为禾苗,代表庄稼,正是生活和谐的象征。“祝龢”显然就是负责向神祇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的祭司(“火官”)。而到了战国时代,这种广谱型祭司的职能转向了单一的火神,“祝龢”的职能逐渐退缩,成为祭拜火神的专业祭司,并因跟“光明”相关,而被改记成“祝融”。“融”是光明之义,对火神祭司而言,它的语义比“龢”更为贴近。这是一种语词多元的景象。


衡山祝融峰景色
 
        但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后,人们还会面对一个更大的难点:既然“祝龢”只是一个战国时期火神祭司的名称,那么此前的火神究竟在何处?他的名字又是什么?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。鉴于楚人自称是“火正”(火神祭司)祝融的后代,而战国时期,楚国、晋国乃至新疆,均有大量拜火教徒聚居。那么,祝融是否跟古印伊宗教或祆教的祭司有关呢?

         无巧不成书的是,古波斯帝国果然有一位大祭司,他不是别人,就是大名鼎鼎的圣人琐罗亚斯德(Zoroaster,628—551 B.C.)。从发音上看,“祝融”刚好是“Zoroaster”上半截“Zoro”的对音,一种汉化后的简称。现代梵文学者徐梵澄将琐罗亚斯德译为“苏鲁支”,已经很接近“琐罗”的发音了。

         作为祆教的伟大创始人,琐罗亚斯德开辟出关于火的认知与祭拜的全新领域,并推动人类对火的无限敬畏。他宣称自己是救世主,力倡“末世论”、“救赎论”和“复活论”,试图用圣火和献祭来清洁并更新这个世界。公元前330年前后,也就是战国期间,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彻底推翻,大批祆教徒分南北两线逃往中国,其中北线难民沿北方丝绸之路,也即经新疆与河西走廊,聚居于今甘陕晋一带,而南线难民则走南方丝绸之路,经印缅和云贵高原,进入位于楚国南部的湖南,并以衡山主峰为琐罗亚斯德的祭祀地,将其命名为“祝融峰”,令其成为那场大规模文化交流事件的重要证明。

         源于汉江北部流域并不断向南扩张的楚国人,接受了这些外来的不速之客的信念。在他们看来,琐罗亚斯德无疑是超越所有麻葛(祆教祭司)的首席祭司,也是火神及其力量的最高代表,所以,他就自然而然地扮演起了中国火神的角色。楚国人用本地火神祭司“祝融”之名去称谓他,藉此替换古老的炎帝崇拜,去点燃熄灭已久的拜火激情。

        在中国民间,火由起初的正义象征,逐渐转向民间灶火意象,成为美食、温饱、小康和幸福的象征。火神有时会以政治惩罚者的面容出现,但在大多数情形中,它喜欢以灶神(灶王爷)的名义现身,蜷缩于温暖的炉灶和火炕,为每个家庭提供永久的光亮与热力。汉字中的“父”字,是以手举火的样子,表示“父”就是祀火的祭司或火种的保管者,也是家里的掌灯人,引领整个家族在人生的暗夜里行走。而这火是永不熄灭的,它超越时间,成为华夏家族自我延续的温暖标志。
 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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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   关于“风神”飞廉的风言风语



中国人想象中的飞廉形象

        风神的本名即“风”,以后才转指现世的气流现象,楚人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这样形容他:“前望舒使先驱兮,後飞廉使奔属”。晋灼注解说,风神的大致模样,是鹿身,雀首,头上有角,蛇的尾巴和豹的皮纹。甲骨文描述“风”(本字为“風”)为鹿形,而鹿正是飞廉的初始形象。学者孙作云指出,飞廉就是风的复辅音。在楚地,风神被称之为“飞廉”,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。


        而鉴于楚地古音和中原古音的差异性,以及文献作家书写时语词选择的差异性,风神同时还拥有大量假名、代名和异名,它们均为风([plum])字的同音词,这是因为,上古f(ph)/v和b/p为对音,双方均可作对转,其中被叫的最欢的是“飞廉”,还有就是“冰夷”、“冯夷”、慿夷、丰隆、屏翳、风姨和封姨等等,由此形成严重的语词混乱。大诗人屈原在《离骚》里忽而把他叫做“飞廉”,忽而又称他为“丰隆”。就连楚人都搞不太清楚状况,可见当时神话传播的混乱程度。


        不仅如此,风神的神格也被弄得乱七八糟,竟然有五六种变化,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。他有时是风伯或风姨,有时却成了河神,有时是云神,有时又是雷公或雨师。不过到了唐宋以后,风神的形象渐渐开始固化,从风伯逐渐转变为风姨、封姨和风后,成为一名脾气很大、喜欢咆哮的女神。


        据新近发现的“清华简”记载,飞廉曾被秦人视为自己的“先祖”。秦是楚的死敌,但它们的信仰却是如此接近,仿佛是一对站在飞廉崇拜阵营里的孪生兄弟。这种楚秦互相争夺印伊文化资源的情况,在当时就已经变得如火如荼。




印度人笔下的哈奴曼

         楚人和秦人所信奉的“风”神,起源于波斯祆教和印度吠陀教的风神伐由(Vayu),这个词在梵语里是风和空气的意思。他早期名字叫“伐陀”(Vāta),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存在,代表诸神的呼吸以及世界的胚芽,而后才逐渐以“伐由”的名义人格化,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形象。

         每天黎明时分,飞廉乘着神鹿(有时是闪闪发光的神车,由千百匹骏马或神牛牵引)去巡视苍茫大地。有史诗记载,他曾经摧毁世上最高的须弥山顶,令其落入大海,变成斯里兰卡岛(楞伽岛),其神力极为强大。但同时,风神也乐善好施,喜欢赐给献牲者以财富、牛马、荣誉及避难所,并助其消除来自敌人的威胁。他擅长航海,懂得医药,并发明了帆船,心性自由而浪漫。


        在中国历史上,许多印度修行者、高僧、医生和艺术家,沿着丝绸之路,穿越广袤的戈壁进入华夏腹地,参与东亚的文化营造,并扮演重要的历史角色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除了鸠摩罗什和达摩般若,就是魏晋时代的神医华佗。这位印度医生,无疑是最早的白求恩-柯棣华式的异域大夫,精擅汉医完全不懂的外科手术,并能熟练运用印度植物曼陀罗花提取液“麻沸散”,为东亚病人解除手术之痛。他的名字最为有趣,竟然就是印度风神伐陀的名号。这位大神善于救治人的生命,所以同时也是一位受人喜爱的医神,古印度人为此喜欢尊称医生为“伐佗”(Vāta),以此纪念这位风一般奔走治病的善神。可惜曹操生性多疑,杀掉了这位以梵语“医生”命名、并在中原行医救世的“国际主义战士”。据说他的唯一“罪行”,只是请求为病人曹操施行开颅手术而已。


       印度风神对华夏民族的文化影响,并没有因政客的滥杀而中断,他的神猴儿子哈奴曼,拥有四张脸和八只手,可任意飞腾与天空之上,其面容与身躯均可随意变化,更能移山倒海,捕捉行云,其故事被明代文人吴承恩植入《西游记》,令这部奇幻小说大放异彩,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传奇,而且至今仍然是动漫和影视剧的不朽题材。


        胡适在《西游记考证》一书中率先指出,《罗摩衍那》记载的“楞伽城大战”(Battle of Lanka)中大闹无忧园的情节,被编成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故事,而孙悟空的原型就是哈奴曼,它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国的衍生品。他坚持认为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,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舶来品。季羡林对此论深表赞同,他宣称:“汉译佛经中的故事内容和‘罗摩衍那’几乎雷同,‘罗摩衍那’内叙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猴神哈努曼,帮助罗摩(主角)打赢胜仗,孙悟空灵感极可能由此而发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陈寅恪不仅验证孙悟空的原型即《罗摩衍那》中的哈奴曼,同时还找出另一部《贤愚经》(卷十二)作为重要佐证。他认为,“大闹天宫”故事源于两个不同的印度民间故事,而在传入中国之后,由“传教士”将其合二而一,最终敷衍成《西游记》样式。此外,人还能在《弥沙塞律卷十》、《僧祇律卷二十九》、《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》等典籍里,找到孙悟空的原型线索。所有这些论证都足以证明,风神父子两代,都是影响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角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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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  春神句芒的爱神真容



芒神与春牛形象

        句芒,后世又称句龙,“《山海经》神系”的成员之一,在“海外东经”里有极为简短的记录:“东方句芒,鸟身人面,乘两龙。”《礼记》称他是古代神话中的春神或木神,主司万物的发芽生长,又说他是东方青帝少昊的后代,还是大神伏羲的佐臣,跟伏羲共同管理广阔的东方原野,并在迎春祭祀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

        据清代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所载,立春的前一天,顺天府(今北京)的各级官员,须到东直门外举行迎春仪式:鞭打春牛,叫做“打春”;富家女子多吃“春饼”,而寻常百姓的女人,则热衷于买萝卜来吃,叫做“咬春”。在此类充满性意味的仪式里,春神句芒随着鼓乐声出现了,俨然是春天骑牛的牧童,头有双髻,手执柳鞭,亦称芒神或芒童。这时的句芒,被称做“芒神”,身兼了耕作、播种和繁殖的农神神格。





印度爱神伽摩

        “春”在汉语里具有某种双关语义——一方面是春情、性爱和生育,一方面是农作物的播种、萌发与生长。正是这种双关性,揭示了句芒神的原型,那就是印度爱神迦摩。句芒(先秦古音读若kos-man)和迦摩(Kama)两词的发音极为相似。Kama这个梵语字词,不仅代表爱神,还意指性欲和性快感,进而泛指所有的愿望、希望与激情,以及各种令人愉悦的感官生活。


       《毗湿奴往事书》记载,他是大神毗湿奴(克里希纳)的儿子,有时也被说成是梵天之子,主司春天,能够把萧瑟的森林迅速变成瑰丽的花园,进而点燃人与神的爱情和欲望,相当于希腊/罗马神话里的丘比特。他也是神祇中最英俊的少男,骑着一头大鹦鹉,手持一张以甘蔗制成的蜜汁大弓,弓弦则由一排嗡嗡叫的蜜蜂构成,而箭镞则由鲜艳欲滴的鲜花制成。迦摩用它射出五枝爱欲之箭,一旦被其射中,无论大神还是凡人,都会烧起熊熊的爱情之火。





山海经里的句芒形象跟印度伽摩比较接近


       性爱、万物繁殖、延长人类生命,这是迦摩的三项重要权能。在随着丝绸贸易进入中国变身句芒后,除了保留名字的发音、丘比特式的童子容貌,以及大神之子的高贵出身,其他细节都在文化传播中发生微妙的变异:句芒跟鹦鹉坐骑发生了叠加与融合,获得人首鸟身的崭新造型;其身份变成了放牛的牧童,弓箭化作圆规和牛鞭;而爱神加春神的两重神格,在“闷骚”的中国文人笔下,变成更为单一的“司春”职能。


       耐人寻味的是,在汉语里,“春”即性爱的别名,并由此形成“春宫”、“春妇”、“春心”、“怀春”、“叫春”、“春情荡漾”之类的“春语”,尽管如此,它还留有春天、繁殖和播种的语义,正是后者拯救了来自异乡的爱神句芒,令其没有被严厉的儒家伦理翦灭,而是以农神和植物神的面貌,继续混迹于诸神的行列,并以无限暧昧的方式,不倦地指导着中国人的情爱生活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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